1962年，著名戏剧作家田汉在钦州留下了“泥桥岭畔古城东，且驻征车吊萃翁。松啸如闻嘶战马，花香端合献英雄。扶妖江左成遗憾，抗法关南有大功。近百年来多痛史，论人应不失刘冯”的诗篇。

萃翁，是对冯子材的尊称。刘冯，指的是刘永福、冯子材，两人均为清末著名的民族英雄，当时同属钦州籍，晚年皆定居在钦州城。该诗高度评价了刘冯的历史地位。

冯子材(1818-1903)，字南干，号萃亭，广东钦州(今广西钦州)人，清末将领。自同治元年(1862年)起，先后任广西提督21年、云南提督15年、贵州提督2年(未到任)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，在我国对法作战正连遭败绩、其个人因受排挤被迫辞职而正处于仕途严重受挫，各种因素极其不利之际，冯子材以六十七岁高龄，不计生死荣辱，毅然受命率弱师赴边关抗击风头正劲的侵越法军劲旅尼格里旅团，在镇南关(现广西凭祥市与越南接壤的友谊关)一带大败法军，取得历史上著名的“镇南关大捷”。“近百年来多痛史”，此役连同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抗法的一系列胜利，成为1840年以降至抗日战争前，近百年中国对外作战仅有的战役级胜利。一战名青史，一役寒敌胆，因有冯子材坐镇两广，致使法军十年不敢进犯南中国海。直至冯子材1895年离开两广赴任云南后，法军才趁机于1898年侵占了广州湾(今广东湛江市)。

冯子材一生忠君爱民，正直本分，智勇双全，以“外为国家捍敌患，内为地方靖匪氛”为己任，直至1900年以83岁高龄请缨北上抗击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(后遵旨未成行)，1903年更以86岁高龄以贵州提督职会办广西军务，因病殉职于邕之行营。其墓前之“万里干城一方砥柱;寸心金石万世馨香”联，应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冯子材也是一位清官，在廉政方面，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。现据相关史料，对其廉政言行作如下初探。

清正廉洁严自律

《冯宫保事绩纪实》描述冯子材青年时“虽身贫乏，然一介不轻取，如有财囊橐稍裕，则资助贫乏，在所不惜”。这种正直、轻财的性格，成为其能坚持清正廉洁、严格自律的重要内因。

黄浚的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则记载：“冯尤能廉俭自励，统领月薪八百两，不多取一分，向来统领在各营拨划三十名五十名额饷充亲兵用，冯从未扣发，故各营悦服。”清朝官员的薪水并不高，作为高居从一品的提督，年收入仅为俸银81两、薪银144两，外加蔬菜烛炭银180两、灯红纸张银200两，以及直省提督的养廉银2000两，以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相当现今人民币150-200元推算，冯子材这个省军区司令员的年薪加起来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0-50万元，日子应该也算可以了。但清朝的官员跟现在的不一样。一是妇女不参加工作，且这级官员有小三小四小五是正常的。妇女们遵循的是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原则，官员得养着一大家子呢。二是官员的随从，上至幕友师爷，下至门房仆役，都得自家出钱雇用。三是官员的交际也得自己掏钱，现时官员的“三公”花费在当时是自费的。仅凭一年不到3000两银的收入，提督的日子过得恐怕并不滋润。黄浚所提的“月薪八百两”，应是提督的“办公经费”，恐怕不能算进其年收入。当然，结余的是否归个人，则另说。为弥补用度之不足，当时军队将领吃空饷、冒领虚报、克扣下级官兵粮饷、贪污受贿、掳夺百姓财物等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。至于提督、总兵们“在各营拨划三十名五十名额饷充亲兵用”，更是正常得如穿衣吃饭，属“潜规则”，算不上贪腐。在那个“千里当官，为吃为穿”、“当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”的年代，冯子材能不随大流，做到“不多取一分”、“从未扣发”，不享受“潜规则”带来的好处，应该说没有一定的觉悟和定力修为是做不到的，做到了的，当属难能可贵，自然摆在哪里都会“各营悦服”。

不仅如此，每到给属下发饷时，他亲到现场监督。《清史文稿》是这样记载和评价的：“发饷躬自监视，偶稍短，即罪司军糈者。治军四十馀年，寒素如故。”

冯子材常喜写字赠人，其常送人的书法仅书“天地正气”四字。从其故居宫保第现存其书“天地正气”碑来看(见图)，

其书法已算具有一定的水准，且拙朴方正，充满剑戟之气。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有评曰：“足见此老胸中一团正气。”以将军年少时读书不多、文化不高的经历，其书法想来当曾经长期苦练方成。

张之洞于其70大大寿作贺词曰：“公独秉赤忠，素标清节;攻城克敌，并无漏箧之图书;辟府临边，不蓄人家金马;中兴诸将，似此稀闻。”

不畏强权参大吏

冯子材“疾恶如仇，不畏强御”的性格，贯穿了他的一生，即使经数十年宦海生涯的洗炼，也未曾改变，并成为其能顶住各级上司的压力，坚决反对和弹劾贪官污吏的支柱和动力。

冯子材赴任广西提督以前，广西的吏治败坏是全国有名的，军队则弥漫着纪律废驰、骄奢淫逸、玩法纵贼、糜饷殃民的风气，战斗力极差，历任巡抚、提督都为此头疼不已。为转变桂军这种作风，到任不久，冯子材就上奏《粤西军务疲玩，请严申纪律》，要求赋予他不经巡抚同意即处罚违法乱纪部属的权力――“遇有军营带兵之员失机偾事、贪鄙玩误者，文官四、五品，武职三品以上各员，即行严参惩办。其文员六品以下，弁四品以下，即行奏明，于军前正法”，得到批准。这样做，肯定会引起巡抚的不满，只是有朝廷的撑腰，巡抚自然不好明说什么。

如果仅是说说，吓唬一下那些官吏，甚至借机捞点钱财，也就算了，在当时算不得什么。可偏偏冯子材是个说到做到的认真之人，桂军的军纪好转是好转了了，可麻烦也来了。自同治四年(1865)赴任广西提督以后，冯子材在没有任何后台、不属任何派系的情况下，坚持与贪腐官员作斗争，多次因参劾贪官污吏而与这些人的后台发生龃龉，先后得罪巡抚9人、总督7人。

同治六年，冯子材上奏《特参游击贪鄙片》，参劾时任花翎总兵衔尽先副将署右江镇右营游击何元凤“贪鄙卑污，冒功侵蚀，违抗军令”，就先后得罪前后三任广西巡抚张凯嵩、苏凤文、刘长佑。

按，刘长佑是湘军的重要将领，咸丰十年后先后任广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直隶总督，同治六年因剿捻不力被褫职，4年后被复用为广西巡抚、云贵总督等职，史载其为人谦卑，亲民务实，清正廉洁，在地方治理上颇有政声，是晚清较有作为的一位封疆大吏，但也有对亲信护短的毛病。在其第一任广西巡抚时，就培植了张凯嵩、刘坤一、徐延旭、赵沃等一批湘系文武官员。何元凤是随刘长佑入桂的湘军将领，后又为张凯嵩的部下，苏凤文则是张凯嵩的部下。冯子材参劾何元凤，正是张凯嵩升任云贵总督、苏凤文接任代理广西巡抚时。何元凤虽然最终被革职拿问，但从后来冯子材的遭遇来看，毫无疑问，冯子材把张凯嵩、苏凤文、刘长佑这三人得罪了，并且，何元凤也一直受到这些人的庇护，革职后随刘长佑去了云南并获得复职，冯子材到云南提督任后，何又折回广西。烂泥毕竟扶不上墙，光绪二十五年何元凤又因在剿匪时“实属畏葸胆怯”，被参革职。

提督得罪总督、巡抚可不是件小事。按清朝的官制，提督是一省之军事总管，相当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，级别为从一品。总督是总管一至数省军政民事务的地方大员，正二品官，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，相当于解放初期党内的大区书记;巡抚是总管一省地方政务的长官，级别为从二品，加兵部侍郎衔，则为正二品。提督的级别虽高，但在地方上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。这大概是清朝沿袭宋朝“文贵武轻”的做法，以文官驾驭武官，但又考虑到武官是卖命的，所以又给予较高的级别和待遇。同时，总督和巡抚一般不仅加有兵部尚书或侍郎的衔，还分别加有都察院右都御史、右副都御史衔，是“国防部”和“监察部”的重要领导，对提督还有监察和参劾权。提督与总督和巡抚的关系，实质上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，前者一般都要尊重并服从后者，一般不轻易得罪，否则，轻则被穿小鞋，重则就难说，看造化了。

可冯子材不管这些。“打狗不看主人”也就罢，干脆连“狗主”也打了。同治七年，冯子材竟然直接参劾已调任云贵总督的原广西巡抚张凯嵩“居心壅蔽，纵寇殃民”，直接以下犯上，够牛!冯子材的参劾被朝廷采纳。张凯嵩连同托词不愿赴任等问题被革职。后张又因有人参劾其“平日贪婪，官民交怨，拥资何止千万”等问题，由朝廷交苏凤文查处，苏自然偏袒老上司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同治十年，冯子材又上疏《特参知府劣迹折》，以翔实的私厘票据、捏功滥保涉及到的具体名单等资料参劾署广西太平知府徐延旭“逐降为贼，纵勇通贼，冒饷私厘，包贩人畜，捏功滥保擢数，劣迹数大端”。徐延旭为山东临清人，曾追随张凯嵩、刘坤一(湘军重要将领，刘长佑族叔，光绪元年任两广总督)在广西桂平市一带镇压反清武装有功，累晋同知、知府等职，深得湘系大员的信任。徐延旭先是获苏凤文庇护，后又获复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的包庇――“徐延旭历任要地，防剿有功，遵旨复查被参各款，均无实据”，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反而于光绪三年因广西巡抚涂宗瀛的举荐，被擢任安襄荆勋道。为此，冯子材又得罪了以上三任巡抚，并与徐延旭结下了仇怨。及至光绪八年，徐延旭擢授广西布政使;光绪九年，竟被命为广西巡抚。看到仇家在广西步步高升，快要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时，冯子材自知已身处险境，担心对手随时以各种借口置自己于死地，加上受到湘系、淮系一干大员以及清流派言官的联合排挤、诬奏，为避祸，只得频频上奏称病辞职，直至获准。徐延旭后因要为光绪十年中法北宁之战战败担责，被革职拿问，拟斩监候，后改为发往新疆军台效力，但未及起行即死在狱中。受徐的牵累，举荐他的言官首领张佩纶、两广总督张树声及重用他的军机处五大臣等一大批官员，或贬或罢。徐可谓害人不浅。

光绪四年，冯子材又参劾激反李扬才(原冯子材部属)并在剿匪中有“杀降冒功情弊”的湘系将领、广西边军统领道员赵沃，而与两广总督刘坤一、广西巡抚张树声龃龉。赵沃被革职，但同样又得到包庇并很快复职。这个为张凯嵩、刘长佑、涂宗瀛、张树声等大员所赏识，被誉为“朴诚廉洁，晓畅戎机”的“西省中不可多得之员”的赵沃，在北宁之战中，昏庸无能，被处秋决，后改发配新疆效力赎罪。

光绪十二至十三年，冯子材率军平定海南岛的动乱。战后，循例向清政府保举立功将士。但经办此事的吏部书办沈锡璋利用职权向立功将士索贿。这种事如果忍一下，破费一点，曲意敷衍一下就过去了，以后不还得求人吗?可冯子材不管，闻讯大怒，遂上奏参劾此书吏，并致吏部2名尚书、4名侍郎等大员落马。但在这件事上，冯子材还是吃了亏。

不要以为冯子材参劾了那么多人，就以为他是个无事生非、阴险奸诈、人见人憎的“搅屎棍”。一来他参的都以事实为依据。二来被他参劾的人即使在当时受到庇护，但最后大都没有好下场。他得罪过的张凯嵩、苏凤文，死后曾有大员奏请朝廷为他们建专祠，但因遭到朝野的反对，名声不佳，被朝廷否决。三是连他的对手都称赞他。李鸿章曾感叹：“此老太刚!”四是冯子材在官场上亦颇有人缘。部属大多对其很有好感，其在镇江时的顶头上司曾国藩对其一直有好评，好几任广西巡抚如康国器、杨重雅、庆裕、倪文蔚及曾一度看不起他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他相处都不错，其中，康国器、杨重雅还分别与他一并参劾徐延旭、赵沃。落难时，一些京官则为他的复出奔走呼号。而清政府最高当局对其也一直爱护有加。应该说，冯子材是坚持原则、不畏强权、勇于任事的，其参劾不法官吏而得罪的高级官员的人数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少有的，历史应好好地记上这一笔。

家财不为子孙谋

冯子材治家极严，家风甚好，其几个儿子都很争气。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临终前，冯子材为子孙留下遗训：“读书不求官，服官不要钱，违者不孝。”

“国计已推肝胆许，家财不为子孙谋。”这是唐代诗人罗隐这两句诗，成为冯子材报国治家的写照。

而光绪二十四年，冯子材就将历年攒下的大部分财产，合之祖遗共五万余串，捐作家族公产――冯氏家庙蒸尝(秋祭为尝，冬祭为蒸，泛指祭祀)产业，并奏请朝廷批准。光绪二十七年将奏请连同朝廷批复，立为“冯氏家庙蒸尝产业奏准立案碑”铭记，明确子孙从中开支的衣食标准为“每日给食米八角三勺，与每人每月给日用铜钱三串”，要求“凡我子孙，只能照章领食米铜钱”，规定“所置田地、房产、押铺，一不得当，二不得卖，三不得分”。

冯子材鼓励子孙奋发自强自立，学习士、农、工、商等谋生技能，不得游手可闲，对不安本份者将以祖训警戒，重者则禀官惩治，驱逐出族。他尤其重视子孙读书，设显荣堂并存银三千两，为子孙应试及任官之专用。子孙从入学到考进士，均有从数十千文铜钱到数百两银子不等的资助;对有机会出仕做官之子孙，按品级资助相应盘缠。而对“有功名上达、出仕做官者”的子孙，则要求“每年于侉薪养廉银内，每百两抽缴二十两入于祠堂，以为久远之计”，以回报祖恩，资助族人;禁止“自恃官势，有违祖训”，否则于回家之时，传到祖祠公议，请祖训责，不遵从者将面临被驱逐出族之惩。

近闻广东韶关市原市委常委、市委政法委书记、公安局长叶树养，曾“立志”要捞钱6000万――给自己留2000万享乐;给儿子留2000万，让其毕业后不愁吃穿住;给女儿女婿留2000万，给他们做生意。一个号称人民公仆的人，跟一个封建官吏比，其境界竟是云泥之别。这类人他日若在地下，不知是否会汗颜、会羞见冯子材将军。

冯子材手定《钦州冯氏祠堂的条规》，加强对族人及蒸尝公产的管理。这部条规尽管只是家族的内部规定，条款不多，却也蛮有意思，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，应不无借鉴意义。且看：

第二条“现立男族长一人，女族长一人……男族长管理族事及蒸尝钱谷出入数目，女族长则专管钱谷存储”，典型的合理分权，并相互制约。

第三条“本祠堂立族主及男女族长，虽以有齿有德为主，然亦须由公议推举，不得恃强自为族主、族长。凡公议族主、族长，明议恐有徇情慑势，不如暗议为妥。暗议之法，每于立族主、族长之时，在祠堂设议筒一个，本族人欲推何人，即以纸片书明某房某人推某房某人可为族主、族长，书明即搓纸成阄，放入议筒之内。各人投齐纸阄，即当众开拆，以人多推服者为族主、族长，人少推服者不得为族主、族长”，这不是现在正在推行的领导干部公推直选和民主票决的做法么?

第四条“……既为族主、族长，须秉公办理族事，严束族人，管理蒸尝钱谷出入数目，不得徇私偏袒。倘有不公不正，吞骗钱文，由公从议，当祖前责革，另作阄公推”，明确了家族“领导干部”运用权力的原则及贪墨者的后果。

第五条“族长管理尝钱谷数目，当设数部数本，男族长处每人存一本，女族长每人存一本。凡出入数目俱要登记明白，每于揭钱与人，必要有契据作按，公众商议可否生揭。如可生揭，同将契据验明，立约明白，将契约交女族长收执，由女族长照生约如数支出钱文生揭……俱宜标明于本祠堂中，俾众共知。如不标明，私相授受，倘有少欠，惟经手之人填偿”，强调一要财务手续齐全，帐目清楚;二要严格执行制度;三要全面推行族务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;四要对违规违纪者进行责任追究。

(本文一些资料来自廖宗麟《冯子材史事撷奇》)